（攝影：周毅）

202510月，兩項關鍵礦產投資揭示了全球礦業發展戰略路徑的分化。先有美國金融控股集團摩根大通宣布十年投入1.5萬億美元強化美國供應鏈，核心是構建本土及盟友的安全閉環。此后，英國私募股權公司Appian資本攜手世界銀行下屬國際金融公司（IFC）啟動10億美元基金，專注以高ESG標準投資新興市場礦產。這兩條規模懸殊、方向相反的資本投資脈絡，共同指向后全球化時代資源爭奪的核心邏輯：從追求效率轉向爭奪控制權與規則制定權。

摩根大通的“在岸化”戰略

摩根大通發起的“安全與韌性倡議”，是一項規模空前的企業級國家經濟安全行動。其承諾在未來十年調動高達1.5萬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包含高達100億美元的自有資本直接投資，旨在系統性強化美國的關鍵礦產、國防工業、能源和先進制造等核心供應鏈環節。這項計劃的本質是私人資本主動響應并內化國家地緣政治目標，將“供應鏈安全”從政策話語轉化為具體行動。

該倡議的運作模式并非簡單的信貸擴張，而是構建了一個多層次資本工具箱。根據摩根大通公開的框架，其資金將通過直接投資、辛迪加貸款、債券承銷、咨詢服務等多種方式注入目標領域。在關鍵礦產方面，其首筆投資具有鮮明的象征意義：向美國本土的珀佩圖阿資源公司提供7500萬美元融資，用于開發愛達荷州的斯蒂布奈特（Stibnite）金銻礦項目。銻是一種用于阻燃劑和軍用材料的礦產，美國目前高度依賴進口。此項投資直指最脆弱的供應鏈節點，標志著資本選擇與國家戰略漏洞的高度重合。

這一資本戰略的深層邏輯，是應對“依賴即風險”的共識。摩根大通在倡議文件中明確指出，美國在關鍵礦產、基礎產品和先進制造能力上過度依賴海外來源，這構成了“不可接受的國家與經濟安全風險”。其投資地理方向明確聚焦于美國本土以及經其認定的“友岸”國家。例如，摩根大通同時加大了對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礦產項目的融資力度，這兩個國家同屬“礦物安全伙伴關系”核心成員。這種布局旨在構建一個地緣政治上可信賴的閉合供應鏈循環，即使其經濟成本顯著高于全球市場采購。

摩根大通的行動，代表了金融資本在戰略產業領域角色的轉變。傳統上，華爾街遵循純粹的全球效率邏輯，資本流向成本最低的產區。而耗資1.5萬億美元的“安全與韌性倡議”，則標志著一種“戰略資本”新范式的浮現：其回報計算納入了“安全溢價”，投資決策的首要標準從比較優勢轉變為可控性與韌性。正如其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所強調，盡管該計劃完全契合國家利益，但其本質上仍是“100%的商業決策”，這恰恰揭示了商業邏輯本身的重構——在變亂交織的世界局勢下，保障供應鏈安全已成為實現長期商業回報的核心前提。

Appian-IFC基金的深耕邏輯

與摩根大通形成對照，Appian資本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發起的關鍵礦產基金，則代表了資本在新興市場的“外向深耕”。這項規模10億美元的基金，由國際金融公司領投首期億美元，明確專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礦業項目，致力于為“負責任的關鍵礦產開發”提供從建設、生產到擴建的全周期資金支持。其首筆投資即投向巴西巴伊亞州的圣麗塔鎳銅鈷礦，支持該礦從露天開采向地下開采轉型，預計將使其鎳當年產量提升至約萬噸，礦山壽命延長至30年以上。

該基金的設立，源于對全球能源轉型資源缺口的現實回應。國際能源署等機構多次預警，要實現《巴黎協定》氣候目標，到2040年關鍵礦產需求將增長數倍。而全球已知的優質資源主要位于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發展中經濟體。這些地區的礦業開發長期面臨資本不足、技術門檻高、ESG風險突出的三重困境。傳統商業銀行在嚴格的監管和風險規避下不愿涉足，導致資源無法轉化為有效供應。Appian-IFC基金正是為解決這一難題而設立。它通過混合融資結構，以國際金融公司的“耐心資本”和卓越標準，撬動并引導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高風險、高回報領域。

其核心運作邏輯深度融合了“發展融資”與“商業回報”。作為世界銀行集團的成員，國際金融公司的使命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增長。其對基金的出資和標準設定，確保了項目必須遵循國際最高標準的環境與社會治理框架，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社區知情同意、勞工權利和透明稅收。這不僅是社會責任要求，更是對沖政治與社會風險、保障長期投資安全的關鍵商業舉措。其旨在創造一種新型礦業投資范式：既能產出綠色經濟必需的礦產，又能為資源國帶來可持續發展效益，從而確保項目的長期法律合規和社會運營許可。

該基金的戰略意圖在于塑造新興市場礦業的新生態。它并非單純提供資金，更通過其投資設立一套可復制的、符合國際標準的實踐樣板。其目標是在新興資源國證明“負責任采礦”在財務上是可行的，甚至是更具韌性的。若能成功，將吸引更多主流金融機構效仿，從而降低整個地區的投資風險溢價，打通資源向資本的轉化通道。這實質上是將西方主導的ESG標準與供應鏈需求深度捆綁，在獲取資源的同時，也在輸出一套資源治理的規則與標準，確保未來礦產的來源不僅“充足”，而且在政治和道德上“可接受”。

雙重邏輯的碰撞與全球資源治理的未來圖景

摩根大通的“安全倡議”與Appian-IFC的“新興市場基金”，看似兩條平行線，實則共同勾勒出未來全球關鍵礦產博弈的基本框架。這兩條路徑的并存與互動，將深刻影響資源國的命運、全球市場的結構以及氣候目標的實現進度。

兩種資本邏輯的碰撞，首先體現在對有限全球投資資源的爭奪上。盡管兩者規模相差懸殊，但都瞄準了同一批全球頂級礦業人才、技術團隊和稀缺的優質項目機會。摩根大通主導的安全供應鏈，傾向于將資本集中在政治盟友境內已知的、可快速開發的項目上，這可能推高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友岸”國家的礦業資產價格。而Appian-IFC基金則需要在新興市場證明項目的財務可行性和ESG合規性，面臨更高的前期風險。在資本總量有限的情況下，資本流向的“選擇性收縮”可能加劇資源開發的不均衡：一些地區因被納入安全網絡而投資過熱，另一些國家則因地緣位置不佳或標準提升困難可能面臨更嚴重的投資不足。

其次，兩種邏輯對資源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對于被納入“友岸”網絡的國家，它們獲得了資本和市場的雙重保障，但也可能被迫在技術標準、出口方向甚至外交政策上，與主導國更緊密地保持一致，其資源主權在“安全”名義下可能受到新的約束。而對于新興資源國而言，Appian-IFC基金模式提供了一條基于規則獲取發展資金的路徑，但其門檻極高。它們必須接受一套由外部設定的、復雜且昂貴的ESG標準，這雖有助于提升本國治理水平，但顯著增加了項目前期成本和審批時間。一些資源國可能會在“快速獲取資本但讓渡部分主權”與“遵循高標準但發展緩慢”之間陷入兩難。

最為根本的問題在于“安全閉環”與“全球轉型”之間的潛在矛盾。全球能源轉型的成功，依賴于關鍵礦產供應在可承受成本下的指數級增長。一方面，摩根大通主導的、以安全和政治信任為首要考量的供應鏈重塑，本質上是將效率與成本置于次要地位，這必然推高下游清潔能源技術的整體成本，可能延緩轉型進度。另一方面，Appian-IFC基金推動的新興市場開發，雖然旨在增加全球供應，但其嚴格的ESG要求和高昂的融資成本，同樣意味著更高的開采成本。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未來關鍵礦產的價格中樞易升難降。

這種雙重資本邏輯的持續演進，將決定未來資源治理的形態：一種可能是走向分裂的“供應鏈集團化”，以安全邏輯為主導，形成基于政治聯盟的、相對封閉的資源圈；另一種可能是通過競爭與磨合，構建一套兼具高ESG標準和多元化地理分布的新型全球資源市場，是非純粹的排他性市場。無論哪條路徑都將影響礦產的流向、成本乃至全球能源轉型的進程。

作者 周勻 中國金屬礦業經濟研究院（五礦產業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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